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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: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

前言

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农民起义军手中,对明朝遗民来说,是令人涕泣的日子。中高级官员殉身者不可胜计,宫女约两百人自溺而死。显而易见的,明朝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军民的拥戴。但是,面对李自成的攻势为何却只有极弱的抵抗呢?

黄仁宇: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

公元1644年,明代流寇李自成向北迂回至长城经昌平而入北京。当他取得外城将入皇城之际,明帝朱由检自缢而死。他的遗旨称:“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。”

今日故宫的景山,亡国之君悬颈之树已不复在,只是小山坡上有牌匾标明约三百五十年前悲剧终结之处。南望北京城,垂杨与璘瓦相间,旅游者犹可想见当年情景。

1644年的春天,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悲剧演出者,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。当北京危急时,曾有旨召吴三桂勤王,只是这计划尚未能付诸实施,京城业已失陷。吴三桂于是开关让满洲兵进入。

各方传说吴对明朝及崇祯帝朱由检全不关心,他原有意降李自成,听说李在北京已夺其爱妾陈圆圆才改变初衷降清,于是影响到数亿中国人今后几个世纪的命运。

这说法逐渐为人所信,甚至登入历史之门,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当日名士的一首诗,内称“痛哭六军俱缟素,冲冠一怒为红颜”,辞意含糊似若影射。作诗人吴梅村自己就降清,后为国子祭酒,亦即新朝代国立大学之校长。

这传说纵使确实,仍不能解答当前基本的问题,不过和其他传闻一样,这种故事倒反映着当日亡明的群众心理。

当这朝代初建立时,其组织之原则稀少,可是这简单结构之下的复杂问题,却不能得到解决。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,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。

明代官僚既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“硬”的问题,转而以争辩对付“软”的问题,于是涉及道德标准与皇位之继承。而对于朝代覆亡的责任,也以同样方式对付,亦即避坚而从柔,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。

明代覆亡时,其变幻之速超过一般人的意料,事实之演进令人惊诧。当时人可能因为歪曲的报告使他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形视而不见,或者有意自圆其说,以便甩脱他们的内疚和狼狈。总之,以后人目光批判,这种心理不能算作正常,也不健全。

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农民起义军手中,对明朝遗民来说,是令人涕泣的日子。

当日户部尚书倪元璐在家中悬梁自尽,一门同时殉身者十二人;其他高级官员自杀者有工部尚书,副都御史(监院副院长),刑部侍郎(副部长),大理寺卿(最高法院法官),中级官僚殉身者不可胜计,宫女约两百人自溺而死。

显而易见的,明朝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军民的拥戴。可是,何以李自成仅在入北京之前两个半月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,此后渡过黄河,通过山西省的全境,取得长城上的堡垒,如入无人之境,即攻京师也只遇到极弱的抵抗?

满清入关之后,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,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。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,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。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,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,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?

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。

此悲剧牵涉之广泛,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。历史家似有公议,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。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,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。

一般看法则又称,自军兴加饷以来,各地税收过高,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,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,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,力量脆弱,经不起动员的压力,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。

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。

第一,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,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,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,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,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,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。这数字既不正确,且早已过时,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。

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,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,当中有一百三十四县分文未缴。

第二,即在各县之内,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。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,之后就得到了优免的特权。迄至朝代覆亡前夕,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户数一千户以上,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,而他们最无力应命。

第三,所有军费,极少例外,概用白银支付,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。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两千万两。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,据时人估计,可能为一点五亿两,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。

第四,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,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。在16世纪末期,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五百万两,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、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,使银两回笼。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,却没有另作安排,保证此数目之南还。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。

即在公元1619年,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,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,无内衣可言。兹后监察官员报告,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,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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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选摘自《中国大历史》作者:黄仁宇出版:九州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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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:

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,从夏商周开始,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,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。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、军事战役、艺术思想等方面,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—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。

他认为,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,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,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,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、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。此种统治形态,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。此种统治形态,产生于夏,基本形成于宋,而极致于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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